唐亚伟惊天时速唐亚伟先生与中国速记事业

中国速记网作者：版主推荐　 2006-6-20 17:21:27 点击：次发表评论

唐亚伟
　　30 年代，他发明了亚伟式中文速记；
　　90 年代，他又发明了亚伟中文速录机。
　　他的名字与中国速记发展息息相关。
　　他的故事让人感怀，让人扼腕，让人宽慰、让人奋进…… ……
　　党和国家对速记事业十分重视
　　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毛泽东主席接见文艺工作者时，摄影记者拍镜头的灯光十分耀眼，使紧张的速记人员更加着急了，毛主席见此情景，停下讲话对记者们说：“请你们靠后一些，不要影响速记人员的工作。”
　　有一次，周恩来总理接见外宾，服务员把速记人员的座位安排在门口。距离远，速记员听不清讲话，被总理察觉后，立即把速记者请过来，坐在他的身后。从那以后，速记和翻译坐在宾主后边，成了外事活动的固定格式。周恩来多次指示：“新闻工作者和翻译人员要学会速记。”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在 50 年代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发奋学习速记，成了当时我国速记速度最快的速记员。
　　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对速记事业发展十分支持，不仅精神上支持亚伟中文速录机的发展，而且在财力上、物质上也给予了极大支持，扶持该项目的健康发展。谈到这些，唐亚伟信心十足，一定要让中国的速录事业走在世界同行的前列。
　　寻找他，我颇费了些周折。顶着夏日的炎炎烈日，我骑着单车在老北京扑朔迷离的巷子里七拐八转，疑是无路的时候，却到了他的家。好像他把自己隐藏得很深很深，求得一份恬淡、清悠。
　　他就是中国文献信息速记学会会长、北京市速记协会理事长唐亚伟教授。一见面，我就被他硬朗的身体所感叹，完全不像耄耋之年的老人，浑身透出一种谦和、儒雅的气息，精神矍铄。他很健谈，尤其是谈到中国速记发展，言语铿锵，一泄如注。他把自己 60 多年的心血和精力投入到中国速记事业的发展上，孜孜不倦，矢志不渝，让你感怀，让你扼腕，让你宽慰，让你奋进。
选择·创建·耕耘
　　唐亚伟原名恭汉，生于 1915 年，湖南衡山人。工人家庭出身的唐亚伟，自幼家境贫寒，但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不仅学业优良，而且还写得一手好字，曾被推荐给当时的江西省“安息日会”会长当书记。由于职业的关系，使他对文字的书写方法萌生了兴趣。半个世纪前的一次偶然机会，他在南昌旧书摊上看到一本我国最早的关于速记的书《传音快字》，没想到就是这本不起眼的小书，竟成为他人生的选择，终生的事业，决定了他一生孜孜以求矢志不渝的目标——为中国速记学献身。
　　1934 年，他发明了《亚伟式中文速记学》。这项发明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开中文速记之先河。提起这段往事，唐亚伟依然兴致勃勃。他说：“实践出真知”。我们祖先在有文字之前不是就懂得了用绳子打结记事了吗？那应该说是最古老的文字符号。后来又有了仓颉造字。其实那么多汉字绝不可能是仓颉一个人坐在屋里闭门造车想出来的，肯定是古代人在劳动实践中创作产生出来的。仓颉做了一些加工整理工作。速记的产生，也来源于工作实践。
　　他坚持把学科的创立定位在对劳动实践的加工整理上，其中的艰辛、甘苦溶在了他曲折的经历中，由于工作出色，年轻的唐亚伟先后被保送到三育中学和三育大学学习，并被推荐给校长当书记。他每天要记录校长口述的大批公文、信件，校长口若悬河，搞得他笔走龙蛇。于是他试着用一些简单的符号来代表文字，书写速度果然快了很多，他结合汉语的结构、读音、语法学、词汇学原理，同时吸收国际最新速记学原理，创造出“流线体中文速记音符总表”和“字符略法表”。 1938 年正式出版了《规格化亚伟中文速记学》。
根据各界群众的要求，唐亚伟开始办学，推广速记。 1939 年，“亚伟中文速录学社”正式成立，致力于举办速记讲习班，推广函授教学。 1942 年春，更名为“亚伟速记学校”，冯玉祥将军出任学校董事会董事长，陶行知、李公朴、顾执中等担任董事。 1945 年，在重庆亚伟速记学校筹集速记教育基金大会上，冯玉祥将军发表了题为“速记的功用和发展途径”的演讲，结合军事致胜中“迅速、准确、秘密”的三个特点，分析和强调速记的重要功效。他说：“我主张每个小学生，从三年级起就应该学习速记，这样对于学生求学的帮助真是无法估计。”
办学·推广·挫折
　　解放后，特别是 50 年代是中国速记的发展高潮时期。当时中国学习苏联，而苏联特别重视速记学，苏联的每一个部门都有速记员编制，因而中国每一个部门也配了速记员编制。如全国总工会有 14 个速记员，中央党校也有十几个速记员，各部委都有速记员。亚伟速记学校，北京有总校，上海、南京、杭州、兰州、重庆、新疆、香港都有分校。北京亚伟速记学校有一个专修班，由各机关保送人员来学习，一共办了 13 届，半年一届，一直到 1955 年，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速记专业人员。外交部特别重视速记，部内还办了速记班，由唐亚伟的学生执教。
　　1955 年，经陈毅副总理批准，我国成立了第一所政府开办的速记学校——北京速记学校，仍以“亚伟速记法”为教材。尽管社会上流行的速记方式多样化，但亚伟速记法始终是流行最广的方式。从国际上看，只有原苏联、德国是国家统一的速记方式，其中如美国、日本都是多种速记方式并行，但美国推行最广的是格瑞格方式。唐亚伟教授承认，他受格瑞格方式影响较大，在体系、系统上与这种方式有相通之处。
　　60 年代，由于中苏的破裂，速记工作也慢慢松懈了。各部门速记员的编制改成了秘书编制，或由秘书兼任速记员，速记工作已不被重视。特别是“文革”中北京速记学校被迫停办，速记符号被视为密码、异端而废止。只有陈毅副总理仍坚持在外交部开办速记班，在遍布世界的大使馆里，还有一些速记员为我国外交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陈毅说：“速记和打字是外交上的斗争武器。”过去我们同国外的谈判，由于没有速记员容易吃亏，所以外交部一直坚持速记工作。基辛格秘密来中国的时候，就带了两个速记员。周恩来总理也带了两个速记员，一位叫廉正保，一位叫胡凤仙，现在都当了大使或领事。当时，他们都用的是亚伟速记。说到往昔的情况，唐亚伟十分勉怀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对亚伟速记的关注和支持，尽管教学停止了，但速记事业并未废止。就是在五七干校的日子里，唐亚伟还创造了“汉字快速记录法”，没有终止他的不倦的追求。
节奏·效率·交流
　　改革开放的时代，正是中国速记事业的第二个春天。
　　深圳特区成立之初，就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说明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认识到了时间、效率、速度的重要性。过去公家办事要送公文，没有 10 天半个月答复不了，不讲效率，往往失去了机遇，现在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是不能允许的。“ 80 年代初期，重庆市冯克熙副市长是重庆市速记协会名誉理事长，协会请我去作报告，我专讲了秘书工作的时间效率问题，很受欢迎，后来听说，重庆市政府发了一个通知，各部门的申请报告，应尽快批复，要争取时间，越快越好。”
　　人们在观念上发生了变化，对速记越来越重视。唐亚伟教授也焕发新的青春，抓紧对速记的研究并不断有所创新。他先后完成了《打字速记法》、《 ABC 记录法》、《速记机研究》等设计方案，为速记机械化、电子化开拓道路。 1981 年，他被推选为北京市速记协会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他一边从事速记方面的领导，一边从事学术技术研究开发，还与日本、加拿大、美国等国的速记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不断了解、研究国际速记学发展的新动态，以便推动中国速记事业的新发展。
　　各国速记都经过手录、机器录入、电子录入三个发展阶段，而我国长期停留在手录阶段。唐亚伟向我讲述了一个故事：“美国司法界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访问，其中有一位工龄 30 年的法院速记工作者勒尔森，他们经过北京时约好要见我，但阴差阳错，与我擦肩而过。回国后，他在美国司法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在中国各地法院访问座谈，没有见到一个速记员，只有书记员用汉字记录，既没有手写速记，也没有速记机。他感到很奇怪，不知他们是怎样完成庭审记录的，最可惜的是没见到中国速记专家唐亚伟教授。后来，美国司法速记工作者协会主任简尼芬随其夫访华，专门拜访了我。他带来一台美国速录机，为我进行了现场表演，并希望由我来发明中国的速录机。”
“其实我早已有了中文速录机的方案，只是无力开发。”唐亚伟的言谈凝重、深沉、一股重负压抑着他，驱动着他的灵感。几十年他在中国速记领域内一直奋举大纛，在他执着的人生追求中他决心迈出这历史的一步。
　　在一次速记学术会上，他呼吁：“信息社会，追求快速度、高效率，速记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中国应该有本民族语言的先进速记设备。”
挑战·成功·辉煌
　　1995 年，在荷兰举行的第 41 届国际速记联合大会的展厅里，各国代表惊奇地发现中国已拥有自己的中文电脑速记机了。因为中国文字是方块字，用电脑速记毕竟是一个难题。是谁攻克难点，使中文电脑速录梦想成真？唐亚伟，一个国际速记界熟悉的名字又闯进了他们的视野——“亚伟中文速录机”。
　　其实，从 1993 年起，他就进行研制电脑速录机。他的家里成了实验室。硬件上用木制键盘、塑料制键盘、铁制机壳。另一方面，在软件上的配合，也经过无数次设计开发。他运用多键并击的方法，把 12 个键子组合起来，几个手指配合运用，形成很多不同的变化，而且要找到与手指配合的最便利的词频参数，经过多次调整、合理安排，才在 12 个键中打出 400 多个音节，完善地构成了汉字的组合。
　　我和唐亚伟一问一答，畅谈着。坐在一旁的王小姐用亚伟中文速录机记录着。不慌不忙，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清晰地显示出谈话的中文记录。我为这种神奇的工作方式所惊异，唐亚伟却平静地继续着侃侃而谈。
　　“速录机是多键并击，一下按几个键，双手并击，一击出现两个汉字。这种多指并击的方法在生理上是完全可能的，弹钢琴就是一例。我们用拼音的方法，左右对称的键盘，一手可打出一个声韵结合的汉字，两手并击，一下打出两个汉字，即一个双音词。速度很快，完全可以跟上语言的速度，甚至可以在看打录入的时候，每分钟超过 200 字以上。一个人讲话每分钟大约是 180 字左右，速录机完全可以胜任了。”
　　“人的讲话口语和书面语言是有差距的，口语罗嗦一些。我国语言学家、教育出版社社长张志公先生，也是我们速记协会的顾问。对他自己讲话的记录稿，他一看就说这是“速记稿”。如果按照录音带一字一句整理的口语进行，没法看，太罗嗦。一个好的速记员，要有一定的写作素养，才能打出高水平、高质量的稿子来。”唐亚伟讲叙起来，语态平缓。他的儿子唐可亮补充说，在编码攻关的日子里，老人或是在斗室里钻研试验，或是骑着自行车到图书馆查寻资料，到中关村电脑界“弄潮”，仿如年轻人一般奔波。功夫不负苦心人，唐亚伟实现了自己的夙愿，终于推出亚伟中文速录机。
　　国家科委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填补了我国计算机电子速记技术的空白”，将其列入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国家科委成果办印发《关于召开亚伟中文速录机成果推广会的通知》，并主持大型成果推广会，向全国推广。
　　劳动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对它进行了鉴定：“是一项成熟、实用的职业技术，国内首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它曾先后为“两会”和世妇会等数百项会议做过现场记录，全部做到了会议毕、文稿出，受到国内外同行及各方的赞扬。
事业·生活·情趣
　　唐亚伟在事业上光彩照人，生活上五光十色，情趣上丰富多彩。在他的名片上还有众多的头衔，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所教授、顾问，中国老教授协会理事会理事，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顾问，复旦大学北京校委会顾问，北京国际书画艺术交流中心顾问等职。他曾先后在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暨南大学新闻系、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担任教授，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他对书画艺术有特殊的爱好和研究，年轻时他曾在上海主编过《中国生活》大型画报，联系海内外许多书画名家，如张大千、徐悲鸿、黄宾虹、贺天健等名家都与他有过交往。近年他还担任过《跨世纪中国书画艺术精品集》和《国际中华书画摄影艺术精品集》的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委员。就是在钻研攻关的日子里，他也不忘提笔挥毫作画题诗，以遣雅兴。
　　一个人事业上有所追求，生活上很充实，他的心态就永葆青春气息。尽管唐亚伟年事已高，但他清晰的思路、敏捷的思维让记者折服。我试着打探他的身心健康的秘诀，他笑了笑，解释说：那和速记有关，每天速记大量的信息，也留驻了青春。
　　其实刚一迈进他的房门的时候，我已经掌握了他不衰老的秘诀。我的单车左拐右转的时候，闯进了如意里，名如其人，寓意他的事业万事如意，他的居室为不老轩，名如其主，正是他心理的写照。严格说，事业和生活对他并没有什么偏爱，不过是凭着他孜孜不倦的追求、不懈的努力赢得了命运对他的一份偏爱而已。
潮流·法制·目标
　　谈到目前国内许多地方仍在沿用手写速记方式，唐亚伟提出，手写速记的缺点是需要翻译整理，照日本的规矩是 1:12 ，一小时的速记需 4 小时整理，这个效率已经不能适应时代节奏，国际社会已经进入电子速录时代，但手写速记不会完全被取代，二者要共存共荣。
　　美国速记机已经十分普及，无论在机关还是在企业。领导人、总经理发布命令、口授文件，一边说，一边在办公自动化室里有一个记录员戴着耳机，操持速录机做记录，然后通过打印、复印或电传、电话发出去，迅速即时地自动化完成。
　　唐亚伟曾率中国速记代表团访问日本，在日本参众两院采用手写速记，法院采用速录机记录。参观了参议院、众议院的记录组。议员讲话时， 4 个人坐在记录席上，斜对面的两人一组记录 15 — 20 分钟，然后倒班，一组记完下来后立即整理，最后用毛笔誊写一遍，一本本存档。但是日本法院已经普遍使用速记机。
　　亚伟中文速录机已逐渐被国人所认识，并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文，“在全国法院系统大力推广，使用亚伟中文速录机，实现庭审记录计算机化。”“庭审记录的手工方式已经严重阻碍了审判效率的进一步提高，不能适应开放改革的需要……亚伟中文速录机是将计算机技术和中文速记技术相结合的一种理想成熟的速记设备，是迄今为止庭审记录计算机化的一种最理想的工具。”全国已有 200 多家法院适用了这项设备，并向全国推广。最近最高人民法院技术局向全国发出的《关于计算机工作的情况通报》中详细讲述了亚伟中文速录机的性能特点，认为是实现庭审记录电脑化的优选设备。
　　亚伟中文速录机由晓军办公设备有限公司独家推出，并为各界服务。目前，前来求助者纷至沓来。中央电视台多次使用该设备，整理会议记录。甚至一些电视剧组请七八个剧作家侃剧情，侃结构设计，请速录员记录下来进行编排。有一位解放军作家，自己录了一个 30 万字的长篇小说，拿着录音带请他们帮助整理出来，说这是他写的最快的一部长篇小说，只用了 5 天。为此，晓军公司成立了一个速录服务部，专门帮助各部门从事会议记录，并整理录音，忙得不亦乐乎。
　　尽管推广、培训工作还有很多困难，但出任晓军公司名誉董事长的唐亚伟信心十足，他认为自己的奉献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一定会逐步推广，为祖国现代化建设尽微薄之力。
　　当采访结束的时候，王小姐轻轻一按计算机按纽，一篇完整的“现场采访记录”从打印机的输导板上欢快地吐露出来，带着一缕清淡的墨香。我的欣喜、惊奇溢于言表，在诸多的采访中这是我最难忘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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