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学术腐败已演进到千夫所指的境地。《中国青年报》3月10日报道，“两会”期间的代表和委员们纷纷把话锋直指“学官不分”之学术腐败现象。
谢联辉代表说，“学术腐败”、“学官现象”的风气一旦形成，会“遗传”并影响到今后几代人做学问的品质和素养。而谈及学术腐败的病因，人们不约而同地归结为“官学同体”的现有学术体制！实际上，一头挑着官位、一头挑着学术职称的“双肩挑”人群，也无疑正是当今学术丑闻的高发人群。

　　的确，学术腐败即便在世界范围内，也并非什么稀罕之物，更绝非我们中国所独有，但同是学术腐败，其他国家的学术不端行为或学术腐败现象，也仅仅局限于其学术界内部，可我们学术领域的腐败现象，却常常与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腐败现象紧密结合，互为连理，惺惺相惜。而以“官本位”为载体的学术体制，也必然使得科研和教育机构成为官场的延伸，某些当红的学者，也往往成为官衔满头的“学官”！如此“官学同体”，腐体相连，便必然会把官场腐败顺势蔓延到学术领域，甚至在现实生活中形成互为因果又相互包庇的“腐败共同体”，使学术腐败发生变异或升级。

　　在这样“官学同体”的学术体制中，学术腐败便也必然盘根错节，因果互生，“肝胆相照”！而那些“学官”们，整日被事务性的琐事缠身，更在功名利禄的泥淖中厮混和打转，若想保持其在学术上的应有地位，除了粉饰和造假，恐怕也就很少有其他捷径可走了！

　　实际上，即便我们不能把学术与官场当作一种完全隔绝的“绝缘体”，以至于令其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但为了防止官场与学术互为“串味”和干扰，恐怕也至少得相对独立，互为单元，保持敬而远之的适当距离才是。毕竟“官”为政治之载体，强调秩序和服从，而学术乃新思想的产床，依赖于自由和创新。有一则轶事，说当年蒋介石掌权不久，为提高其自身声望，便多次欲到当时的安徽大学视察和“训导”。当年的安徽大学掌门是刘文典，刘却对蒋的“训导”不甚感冒，对其要求屡屡拖延。后来尽管蒋如愿以偿，但他却发现安徽大学校园内竟冷冷清清，更难觅“欢迎如仪”之隆重而热烈的场景。对此，刘文典如是说，“大学不是衙门”！可如今我们偏偏强求大学和衙门“兼容”，那“兼容”后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再者，“官学同体”的学术研究体制，还容易导致学者与官僚成为新的利益同盟共构关系。这样以来，那些坐拥权力的“学官”，便可任意控制甚而宰割知识，以至于学术成为权力的侍从或婢女。随着学者的生存状态被官场化，其学术思想也难免被禁锢和约束，直至成为追随主流话语权的应声虫。如此，其独立人格和自由批判精神丧失殆尽矣，故“学官同体”的学术界，便注定行成眼下这种急功近利，造假盛行的不良学术风气。